头北地区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较为久远,并与南下泉州、北上莆田港口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处于头北地区沿海线中段的土坑澳更是见证了这一盛况。
起于唐五代的商业港口。泉州地区海外交通贸易活动始见于南朝梁时,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中文名真谛)由海外到南海郡(今广州)至建康,后在九日山翻译《金刚经》。①唐时为了促进海外贸易,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特诏示:“南海蕃船,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泉州的对外贸易向前迈了一大步。五代时期,闽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所据,他们更加积极奖励海上贸易,新五代史称他“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③,竟至“关讥不税”的境地。当时泉州外贸航线在唐的基础上,又延伸到朝鲜与日本等国,范围大为扩展。
居于泉州与莆田中间的头北地区,在南北两大港的带动下,再加上港阔水深不淤避风好的天然条件,使得海外交通贸易得以开拓发展,并吸引外来者在此谋生创业。据《沙堤开辟目录》(明手抄本)载:自唐中宗世,有闽阊(今福清)胡、张二公因经营失本,不得回乡,莫奈自沙汕之上结草为屋,捕鱼为业,十分利益。不久,胡、张二人又回乡招来各自的族亲,并携带眷属,拥入沙格,兴建土木于两翼。由此可见,至少在唐神龙、景龙年间(705-710年),沙格澳就有捕鱼业。随之而来的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界山镇槐山古窑址出土文物表明,在唐、五代期间,该地出产大量的瓷器,并经海路销往外地。其中,黑釉瓷器正是泉州海外销售的主要瓷器品种之一。现在,该地还有大仓、小仓的叫法,大仓曾置存精品瓷,小仓置存普通瓷,头北地区群众至今还称槐山为“瓷窑”。清嘉庆版《惠安县志》载,“大蚶庙在添奇铺海滨,昔海涛汹涌,有物轮困高大,乘潮而至,乡人异之,为立庙。海商祈风亦能分帆南北,五代、南唐封光济王。”而庙下有南码头,为此专门有一出《南码头抗诉》的莆田戏,讲述海事纠纷的调解。另载,“济阳蔡四使庙,在县治十都吴山之南。神讳镐,莆人。唐大中间,家此,仕梁为兵马使,击贼有功。没葬大乡澳之西山。墓碣尚存。旧庙在莲塘埔,人病湫隘,更卜今地而新之。”县志等文献的记载,再次证明当时头北通过海路对外贸易相当普遍,经济较为繁荣。派驻兵马使驻沙格一带,更是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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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海商祈风仪式所在地——大蚶庙】
兴于宋元的繁荣大港。宋元时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建立市舶司,这是泉州港走向兴盛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宋室南渡后,经济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泉州港倍受重视,成为海外交通辐辏地区,并以此地为中心,划分南、北洋。自北宋建司至南宋近二百年中,泉州港更赶超广州港。据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云麓漫钞》和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所载从泉州港辐射之区,南线可达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北线到东北亚的朝鲜、日本等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来往南海之商旅或官吏无不以泉州为出入门户。外国一些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皆取道泉州回国。孟高维诺、德里、伊本·白图泰则由泉州港登陆入华,泉州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最大商港。如马可·波罗记述当时泉州“是世界两大港之一”(另一为埃及的亚力山大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也反映这一盛况。汪氏于元大德四年(1330年)和十一年(1337年)二度由泉州附舶出航,涉足于南海、西洋220余个国家与地区,历时8年之久。他远航亚、非各地,不仅亲历前人开辟的航路,为后来的航海者提供更为确切的航程数据和珍贵资料,也证实了泉州港海交范围之广远和世界大港的地位。
湄洲港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据《仙游县志》《枫亭镇志》载,宋天宝年间(968-975年)枫亭太平港开港通航,商业贸易随之兴盛,尤其是大量的砂糖通过该港运往海外销售。而秀屿港则是“舶舻衍尾,风涛架空”“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辐辏于南北之贾客。”
在此大背景下,头北群众通过海路对外贸易达到一个新高潮。北宋惠安菱溪谢庄岭人(今属泉港涂岭)谢履,生卒年不详。入仕后历任南安县主簿、清溪县知、都水监监丞、兴化军知事、汀州知府等。曾写过“蛇冈蹑龟背,虾屿据龙头。岸隔诸蕃国,江通百粤舟”一诗。该诗正是解读当时头北海上贸易的盛况,具体地点为古代添奇港(今泉港、惠安的交界地约下江所在),有前黄昆山寺山上石壁的两首诗为证:一首为“天开石洞倚岩雄,面对竽江四玲珑。入眼波光随印照,千云万水一山中”,落款“开山僧有题”;另一首,引首为“天池玉乳”,正文为“源头活水许谁知,滴滴清凉应此时。削壁拓开无尽藏,直教饮者热烦除”,落款“庚寅终夏释无有山僧手辟并题。”昆山寺为昆山山脉首座寺,比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虎岩寺早。可以推断,至少在公元990年就建有昆山寺。而诗中所提到的“竽江”,则是林辋溪与菱流汇入的河流;“四玲珑”,则是谢履诗前两句所咏的四种具象。站在昆山寺大殿前,至今还能看到三个具象,而位于钟厝村边的虾屿,因盐场建设需要,被填埋。1984年编修的《钟厝村史》对虾屿有具体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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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寺宋代碑刻佐证谢履诗所述添奇港1】
![昆山寺宋代碑刻佐证谢履诗所述添奇港2](http://pic.iqgtv.com/p_tkgsyz_101.jpg)
【昆山寺宋代碑刻佐证谢履诗所述添奇港2】
对于当时惠安沿海对外贸易的发达,当时编修的族谱大多有记载,如峰尾澳隔岸的《惠安岞江李氏族谱》载,“宋孝宗时,滨海之造民船,兴贩牟利于海外,牟利者达五至七倍”。厦门大学庄景辉教授主笔的《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提到,“糖、酒、盐、茶等在出口商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货物主要畅销东南亚一带”。头北是海盐主产地,境内始于唐的山腰盐场是目前全省第二大盐场,当时海盐大量外销。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台湾《运载唐盐》记事,“台地目下需用孔急……开新竹向台北盐务组合,商运唐盐者为戴茂才,珠光唐盐亦派船一艘到惠安采买……”至今,山腰盐场的海盐仍销往日本和国内的上海等地。
同时,添奇港边叶厝村的铁屎岸,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时矿冶业有很大发展。时惠安的治铁技术已非常成熟。沿海用铁沙,以木炭冶炼已相当普遍。明嘉靖《惠安县志》卷5载:“宋时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峰前、牛埭俱产铁砂,置冶煮铁,至今尚有遗屑。”明嘉靖《惠安县志》卷7载:“宋时邑尝煮铁。”如今多数冶铁遗址已毁或无迹可考,铁屎岸一带是迄今为数甚少且保护较好的一处。书中所提“曾炉”“峰前”皆今泉港属地。现曾炉寺内一对清光绪年间重修寺宇时留存下来的石柱,以及同一时期所镌的对联“炉火放开天眼碧,山容掩映佛头青”,说明古时曾炉寺的治铁盛况。土坑村后山的“铁坑”,附近的“铁塘村”“铁坑村”等,都说明当时土坑的冶铁盛极一时。对岸的莆田县也是“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④,故能“比层鬻器”⑤,蔚成风气。
头北发达的治铁业,为当时的制船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因为宋元时期,泉州造船的很多重要构件如铁锭、铁钉,均离不开铁。用铁钉钉合和桐油灰塞缝这两种造船工艺,是包括头北在内泉州造船的传统,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木质船的制造。而冶铁业的发展,为铁制品外销提供前提,铁锅等铁制品也是当时头北海外贸易的重要产品。
元时特别是元后期,虽社会动荡不安,但头北的渔业仍十分发展。元代峰尾进士卢琦在《渔樵共话图》中写道:“樵夫初下山,渔夫才舶船。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诗中充满淡泊朴实的生活气息,也说明当时峰尾澳的渔业生产与贸易已深入普通群众。而其所著大气磅礴的《海赋》,直接点出峰尾澳外大海“东接扶桑、西逾弱水、北洗沃墟、南潋珠厓”,说明当时峰尾澳与“扶桑”日本的交流已深入人心。建于元代的航标塔——圭峰塔,也见证了当时峰尾澳的繁荣与昌盛。为加强头北对外贸易的管理,元元统二年(1334年)在涂岭街设立巡检司。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头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繁荣昌盛。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从晋江县北部析十六乡,设惠安县,县衙门定在今前黄镇古县村,后再迁今惠安县螺城。将县一级行政机关定在古县,可见有宋一朝,头北在当时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当大。其中,最主要是海外贸易带来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倍增促成之。
盛于明清的贸易商港。明清以降,兵乱、倭患、海禁、迁界等等原因,泉州海外贸易逐步走向衰落。作为外贸港的泉州港,其地位被福州、月港、厦门三港所代替。
而处于泉州湾北部的头北,远离泉州动乱中心。虽历经倭患、“禁海”、“迁界”等,但其对外贸易尤其是海洋贸易势头强劲,成为泉州对外贸易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造船业的空前发展,也助推了海洋贸易的发展。据清《峰城黄氏族谱》记载:“我族自明由莆的黄巷分支,世居辋川前潘堡山亭,明时人才昌盛,僻处海滨,阖族皆习造舟工艺,其执斧者多至九十九。彼时,内辋川,外黄崎,其舟楫之盛若是也”。⑥峰尾澳造船业强盛后,黄氏又迁居峰尾,族人继续从事造船、修船,并参与郑和宝船的制造。明、清两代,峰尾澳成为头北重要的造船业中心,民国期间与崇武、莲城、张坂等地造船齐名,建国之初还建有后龙造船厂,旧址为现峰尾龙光房地产用地,旧址周边有打铁店、木材厂等配套工场。
峰尾澳、沙格澳为明、清时期最为繁忙的港澳之一,据清道光《惠安县续志﹒海防》载,“峰尾澳在县东北五十里,闽书北障沙格,南距黄崎,时于兴化吉口、湄洲诸岛,盗船多泊于此,基地险要,关防兵船不离汛焉,左支一潮由肖厝、沙格西澳入枫亭,与黄崎对峙如门,辋川居其内,诸商所集地也,设立城垣一、烟墩三,系惠安汛带防,澳有往浙采捕渔舟五六十,商船出入均由汛防验,原额安兵五名防守”“峰尾澳离深水外洋约二百七十五里,系南北风两垵,居民有整驾商渔船出入停泊”“沙格澳在县东北六十里,设有港西汛,系惠安汛带防,烟墩三,有往浙捕渔船五十余,商船十余,出入均由汛防验,澳外有黄竿屿,洋北属莆田界,原额安兵五名防守”“沙格澳离深水外洋约三百八十五里,系南风垵,居民亦有整驾商渔船出入停泊”。包括土坑在内的沿海“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⑦仅光绪七年(1881年)进入台湾淡水的头北帆船就有34艘。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明政府在沙格设巡检司,“在县北十都。洪武二年建,二十年徙于八都峰尾村,故址尚存。”⑧近期在界山镇鸠林村发现的清朝“永宁卫崇武千户所峰尾巡检司为界”的界碑,说明当时针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已有成熟体系。与此形成的涂岭街、山腰街,南埔地上街、南埔街、柳厝街、南庄街,后龙峰尾街、土坑街等,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港市商业街。这些港市商业街成为泉州海洋贸易在内陆的终点和海外的起点之一。以土坑为主的港口贸易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湄洲港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闽台贸易特点](http://pic.iqgtv.com/p_tkgsyz_004.jpg)
【《福建史志》2016年3期记载闽台贸易特点】
1、《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
2、《全唐书》卷七十五,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3、《闽世家•王审知传》,见《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4、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12•货殖志》引《绍熙志》。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
6、《惠安县水产志》,惠安县水产局编,1992年12月。
7、《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3。
8、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泉州府•惠安 县•沙格巡检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