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交通的兴盛商港

　　头北地区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较为久远，并与南下泉州、北上莆田港口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处于头北地区沿海线中段的土坑澳更是见证了这一盛况。

　　起于唐五代的商业港口。泉州地区海外交通贸易活动始见于南朝梁时，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中文名真谛）由海外到南海郡（今广州）至建康，后在九日山翻译《金刚经》。①唐时为了促进海外贸易，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特诏示：“南海蕃船，本以慕化而来，因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泉州的对外贸易向前迈了一大步。五代时期,闽为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所据，他们更加积极奖励海上贸易,新五代史称他“招来海中蛮夷商贾”③，竟至“关讥不税”的境地。当时泉州外贸航线在唐的基础上,又延伸到朝鲜与日本等国，范围大为扩展。

　　居于泉州与莆田中间的头北地区，在南北两大港的带动下，再加上港阔水深不淤避风好的天然条件，使得海外交通贸易得以开拓发展，并吸引外来者在此谋生创业。据《沙堤开辟目录》（明手抄本）载：自唐中宗世，有闽阊（今福清）胡、张二公因经营失本，不得回乡，莫奈自沙汕之上结草为屋，捕鱼为业，十分利益。不久，胡、张二人又回乡招来各自的族亲，并携带眷属，拥入沙格，兴建土木于两翼。由此可见，至少在唐神龙、景龙年间（705-710年），沙格澳就有捕鱼业。随之而来的对外贸易也有较大发展。界山镇槐山古窑址出土文物表明，在唐、五代期间，该地出产大量的瓷器，并经海路销往外地。其中，黑釉瓷器正是泉州海外销售的主要瓷器品种之一。现在，该地还有大仓、小仓的叫法，大仓曾置存精品瓷，小仓置存普通瓷，头北地区群众至今还称槐山为“瓷窑”。清嘉庆版《惠安县志》载，“大蚶庙在添奇铺海滨，昔海涛汹涌，有物轮困高大，乘潮而至，乡人异之，为立庙。海商祈风亦能分帆南北，五代、南唐封光济王。”而庙下有南码头，为此专门有一出《南码头抗诉》的莆田戏，讲述海事纠纷的调解。另载，“济阳蔡四使庙，在县治十都吴山之南。神讳镐，莆人。唐大中间，家此，仕梁为兵马使，击贼有功。没葬大乡澳之西山。墓碣尚存。旧庙在莲塘埔，人病湫隘，更卜今地而新之。”县志等文献的记载，再次证明当时头北通过海路对外贸易相当普遍，经济较为繁荣。派驻兵马使驻沙格一带，更是有力证明。

　　兴于宋元的繁荣大港。宋元时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南移，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朝廷在泉州建立市舶司,这是泉州港走向兴盛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宋室南渡后,经济困乏,“一切倚办海舶。”泉州港倍受重视,成为海外交通辐辏地区,并以此地为中心,划分南、北洋。自北宋建司至南宋近二百年中,泉州港更赶超广州港。据成书于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云麓漫钞》和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所载从泉州港辐射之区,南线可达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北线到东北亚的朝鲜、日本等五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元代泉州的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时期,来往南海之商旅或官吏无不以泉州为出入门户。外国一些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马黎诺里,皆取道泉州回国。孟高维诺、德里、伊本·白图泰则由泉州港登陆入华,泉州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最大商港。如马可·波罗记述当时泉州“是世界两大港之一”(另一为埃及的亚力山大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也反映这一盛况。汪氏于元大德四年（1330年）和十一年（1337年）二度由泉州附舶出航,涉足于南海、西洋220余个国家与地区,历时8年之久。他远航亚、非各地,不仅亲历前人开辟的航路,为后来的航海者提供更为确切的航程数据和珍贵资料,也证实了泉州港海交范围之广远和世界大港的地位。

　　湄洲港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据《仙游县志》《枫亭镇志》载，宋天宝年间（968-975年）枫亭太平港开港通航，商业贸易随之兴盛，尤其是大量的砂糖通过该港运往海外销售。而秀屿港则是“舶舻衍尾，风涛架空”“遐珍远货，不可殚名者，无不辐辏于南北之贾客。”

　　在此大背景下，头北群众通过海路对外贸易达到一个新高潮。北宋惠安菱溪谢庄岭人（今属泉港涂岭）谢履，生卒年不详。入仕后历任南安县主簿、清溪县知、都水监监丞、兴化军知事、汀州知府等。曾写过“蛇冈蹑龟背，虾屿据龙头。岸隔诸蕃国，江通百粤舟”一诗。该诗正是解读当时头北海上贸易的盛况，具体地点为古代添奇港（今泉港、惠安的交界地约下江所在），有前黄昆山寺山上石壁的两首诗为证：一首为“天开石洞倚岩雄，面对竽江四玲珑。入眼波光随印照，千云万水一山中”，落款“开山僧有题”；另一首，引首为“天池玉乳”，正文为“源头活水许谁知，滴滴清凉应此时。削壁拓开无尽藏，直教饮者热烦除”，落款“庚寅终夏释无有山僧手辟并题。”昆山寺为昆山山脉首座寺，比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虎岩寺早。可以推断，至少在公元990年就建有昆山寺。而诗中所提到的“竽江”，则是林辋溪与菱流汇入的河流；“四玲珑”，则是谢履诗前两句所咏的四种具象。站在昆山寺大殿前，至今还能看到三个具象，而位于钟厝村边的虾屿，因盐场建设需要，被填埋。1984年编修的《钟厝村史》对虾屿有具体表述。

　　对于当时惠安沿海对外贸易的发达，当时编修的族谱大多有记载，如峰尾澳隔岸的《惠安岞江李氏族谱》载，“宋孝宗时，滨海之造民船，兴贩牟利于海外，牟利者达五至七倍”。厦门大学庄景辉教授主笔的《泉州港考古与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提到，“糖、酒、盐、茶等在出口商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货物主要畅销东南亚一带”。头北是海盐主产地，境内始于唐的山腰盐场是目前全省第二大盐场，当时海盐大量外销。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台湾《运载唐盐》记事，“台地目下需用孔急……开新竹向台北盐务组合，商运唐盐者为戴茂才，珠光唐盐亦派船一艘到惠安采买……”至今，山腰盐场的海盐仍销往日本和国内的上海等地。

　　同时，添奇港边叶厝村的铁屎岸，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宋时矿冶业有很大发展。时惠安的治铁技术已非常成熟。沿海用铁沙，以木炭冶炼已相当普遍。明嘉靖《惠安县志》卷5载：“宋时卜坑、黄崎、曾炉、卢头、沙步、峰前、牛埭俱产铁砂，置冶煮铁，至今尚有遗屑。”明嘉靖《惠安县志》卷7载：“宋时邑尝煮铁。”如今多数冶铁遗址已毁或无迹可考，铁屎岸一带是迄今为数甚少且保护较好的一处。书中所提“曾炉”“峰前”皆今泉港属地。现曾炉寺内一对清光绪年间重修寺宇时留存下来的石柱，以及同一时期所镌的对联“炉火放开天眼碧，山容掩映佛头青”，说明古时曾炉寺的治铁盛况。土坑村后山的“铁坑”，附近的“铁塘村”“铁坑村”等，都说明当时土坑的冶铁盛极一时。对岸的莆田县也是“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④，故能“比层鬻器”⑤，蔚成风气。

　　头北发达的治铁业，为当时的制船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因为宋元时期，泉州造船的很多重要构件如铁锭、铁钉，均离不开铁。用铁钉钉合和桐油灰塞缝这两种造船工艺，是包括头北在内泉州造船的传统，至今仍广泛运用于木质船的制造。而冶铁业的发展，为铁制品外销提供前提，铁锅等铁制品也是当时头北海外贸易的重要产品。

　　元时特别是元后期，虽社会动荡不安，但头北的渔业仍十分发展。元代峰尾进士卢琦在《渔樵共话图》中写道：“樵夫初下山，渔夫才舶船。邂逅即相问，生涯两堪怜。我渴鱼可羹，尔归突未烟。尔鱼莫索价，我薪不论钱。惟将薪换鱼，一笑各欣然。”诗中充满淡泊朴实的生活气息，也说明当时峰尾澳的渔业生产与贸易已深入普通群众。而其所著大气磅礴的《海赋》，直接点出峰尾澳外大海“东接扶桑、西逾弱水、北洗沃墟、南潋珠厓”，说明当时峰尾澳与“扶桑”日本的交流已深入人心。建于元代的航标塔——圭峰塔，也见证了当时峰尾澳的繁荣与昌盛。为加强头北对外贸易的管理，元元统二年（1334年）在涂岭街设立巡检司。

　　海外贸易的发展，带动头北经济和社会事业的繁荣昌盛。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朝廷从晋江县北部析十六乡，设惠安县，县衙门定在今前黄镇古县村，后再迁今惠安县螺城。将县一级行政机关定在古县，可见有宋一朝，头北在当时社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当大。其中，最主要是海外贸易带来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倍增促成之。

　　盛于明清的贸易商港。明清以降，兵乱、倭患、海禁、迁界等等原因,泉州海外贸易逐步走向衰落。作为外贸港的泉州港，其地位被福州、月港、厦门三港所代替。

　　而处于泉州湾北部的头北，远离泉州动乱中心。虽历经倭患、“禁海”、“迁界”等，但其对外贸易尤其是海洋贸易势头强劲，成为泉州对外贸易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造船业的空前发展，也助推了海洋贸易的发展。据清《峰城黄氏族谱》记载：“我族自明由莆的黄巷分支，世居辋川前潘堡山亭，明时人才昌盛，僻处海滨，阖族皆习造舟工艺，其执斧者多至九十九。彼时，内辋川，外黄崎，其舟楫之盛若是也”。⑥峰尾澳造船业强盛后，黄氏又迁居峰尾，族人继续从事造船、修船，并参与郑和宝船的制造。明、清两代，峰尾澳成为头北重要的造船业中心，民国期间与崇武、莲城、张坂等地造船齐名，建国之初还建有后龙造船厂，旧址为现峰尾龙光房地产用地，旧址周边有打铁店、木材厂等配套工场。

　　峰尾澳、沙格澳为明、清时期最为繁忙的港澳之一，据清道光《惠安县续志﹒海防》载，“峰尾澳在县东北五十里，闽书北障沙格，南距黄崎，时于兴化吉口、湄洲诸岛，盗船多泊于此，基地险要，关防兵船不离汛焉，左支一潮由肖厝、沙格西澳入枫亭，与黄崎对峙如门，辋川居其内，诸商所集地也，设立城垣一、烟墩三，系惠安汛带防，澳有往浙采捕渔舟五六十，商船出入均由汛防验，原额安兵五名防守”“峰尾澳离深水外洋约二百七十五里，系南北风两垵，居民有整驾商渔船出入停泊”“沙格澳在县东北六十里，设有港西汛，系惠安汛带防，烟墩三，有往浙捕渔船五十余，商船十余，出入均由汛防验，澳外有黄竿屿，洋北属莆田界，原额安兵五名防守”“沙格澳离深水外洋约三百八十五里，系南风垵，居民亦有整驾商渔船出入停泊”。包括土坑在内的沿海“土著民醵钱造舟，装土产径望东西洋而去，与海岛诸夷相贸易。其出有时，其归有候”。⑦仅光绪七年（1881年）进入台湾淡水的头北帆船就有34艘。为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明政府在沙格设巡检司，“在县北十都。洪武二年建，二十年徙于八都峰尾村，故址尚存。”⑧近期在界山镇鸠林村发现的清朝“永宁卫崇武千户所峰尾巡检司为界”的界碑，说明当时针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已有成熟体系。与此形成的涂岭街、山腰街，南埔地上街、南埔街、柳厝街、南庄街，后龙峰尾街、土坑街等，是当时颇具影响的港市商业街。这些港市商业街成为泉州海洋贸易在内陆的终点和海外的起点之一。以土坑为主的港口贸易成为泉州港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湄洲港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
注释：
1、《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
2、《全唐书》卷七十五，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3、《闽世家•王审知传》，见《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4、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12•货殖志》引《绍熙志》。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
6、《惠安县水产志》，惠安县水产局编，1992年12月。
7、《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福建》3。
8、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80•古迹•泉州府•惠安 县•沙格巡检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