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九大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党中央系统总结百年来党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不松劲、不停步，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反腐败斗争。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对于这些人，不论是身居要位的高级干部，还是百姓身边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只要发现就要坚决查处，绝不姑息，没有例外。
王富玉（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 主席）：抓了我是对的，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敲响了警钟，警示后来的干部不再有这类问题了。
王富玉，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王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对于他的查处，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他违纪违法、收钱敛财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一直到他被留置前几天，还在收私营企业主所送的钱财，延续的时间很长，隐藏也非常深。
经审查调查，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这是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
王富玉：我自己后悔啊，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初心使命没了，连敬畏之心后来都没有了。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王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富玉表面上把自己包装成清正廉洁，但实际上，贪图享乐、追求奢靡生活的问题，在王富玉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他甚至想着冬天要住三亚，夏天要住贵阳，春天、秋天要住深圳，所以他安排老板在三亚、深圳、贵阳给他买房，然后再装修。
这套别墅紧邻高尔夫球场，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茵，王富玉酷爱打高尔夫，想打球了随时就能下楼挥杆漫步。
王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他开始接触到高尔夫球，非常痴迷，从海南打到贵州，从在职打到退休，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安排他乘坐私人飞机到全国各地打高尔夫球。
王富玉在海南海口、三亚、琼山等多个城市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海南发展旅游度假产业，高尔夫球场逐渐兴起，王富玉就在那时迷上了打高尔夫，也正是在球场上，和不少老板逐渐打得火热。
王富玉：我打高尔夫也打出了很多的毛病，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个是买房子在球场上决定的，拿钱在球场上决定的，这不就是腐败，成了腐败交易场所了吗？
在海南工作时，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1994年到1998年，王富玉在当时的海南琼山市，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首次尝到了“一把手”的滋味。
王富玉：我到了琼山做书记、市长的时候，思想上就对自己放松了，就让人家老板拿钱买房子了。
作为交换，买房的老板得以承包了当时琼山的重点项目海瑞大桥的部分工程。
王富玉：海瑞是琼山人，是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老祖宗，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桥，但是我拿了人家的好处。
此后，王富玉陆续安排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多地购买了多套房产，放在亲属名下；收受的大量钱款也由弟弟王富保管。
王富（王富玉弟弟）：在我的账户下面，每次给了我以后，我就拿过去，存放起来。
王富玉又安排王富用假名“陈鑫”在河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自己则用假名“陈克孝”在河北办理了虚假身份证，用虚假身份证开设多个银行账户，累计存入上亿元钱款。
王富玉：在琼山拿人家钱，买了房子，又进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没有敬畏了，拿纪律、拿法律不当回事儿，这就是我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王富玉自认为隐藏周密，没人会发现；又位高权重，没人能监督，逐渐敬畏之心全无，乃至到了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王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王富玉对组织缺乏敬畏之心，纪法意识淡薄，而且侥幸心理严重。涉嫌受贿的金额，党的十八大之后占比高达70%以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占比超过30%。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王富（王富玉弟弟）：我说，你不要拿人家钱了，晚年了安安生生过日子算了，这个东西多少是个够？我说现在中央查得这么厉害，可不能掉以轻心了。聊完以后，他当时也没有吭声，后来我看他还是不收手。
茅台酒是贵州独有的稀缺资源，王富玉自然也不会放过利用这个资源的机会。他利用权力为儿子王斌获取茅台专卖店经营资格，又违规获取大量茅台精品酒指标，赚取巨额利润。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一家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以“合作”为名在前台办事，自己藏身幕后运作。
王富（王富玉弟弟）：他具体怎么操作，我就不用操心，不管这些事情。在海南，其实我就是个代言人。
按照王富玉的指示，王富前往海南，陪同沈某请茅台集团项目负责人吃了顿饭，席间给王富玉拨了个电话。
高守洪（茅台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接电话听到领导的声音了，“还好吧，小高，祝你工作顺利，你一切顺利，弟弟在那边也会照顾你，有什么事儿就说，不要客气。”我说“感谢领导关心”，就那么几句话。后来电话一撂，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弟弟就直接跟我说了，这是大哥的意思，请高总关照。我说没问题，是老大的意思，我就执行指令。
随后沈某顺利中标，王富以“合作方”名义坐收45%的利润分成。2015到2020年之间，沈某按照约定陆续将钱转给王富。
王富（王富玉弟弟）：总体应该有个六千多万，这一笔大的钱给他，他也没有办法处理，他说就放你那儿，先把它保管下来。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姚幸福（涉案商人）：跟王斌是合作办企业，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如果没有一个省委副书记的父亲，你能跟他合作吗？不认识王斌的话，像这种项目，我们这种小公司肯定是接不到的。
在持续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王富玉又采取了一种规避监督的手段，先帮老板办事，等退休后再收钱，堪称“期权式腐败”典型。
王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监督检查室副主任）：老板对他有承诺，说你现在在位不方便，退休之后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些保障。退休之后，他一度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主动打电话提醒这些商人老板，这个承诺你该兑现了。
王富（王富玉弟弟）：退休后更猛一些，他不顾忌，好多转账就过来了，过去还用现金，还得躲一躲。退休后，直接的转账就来了。退休后，他感觉脱离了官场了，可能就没他的事儿了。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王富玉：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王富玉严重错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正部级级别不是护身符，退休也不等于上了安全岛。违纪违法问题无论隐藏得多久、积累得多深，都有暴露的那一天，而且要付出的代价会越沉重。
王富玉：这都是我自己出的问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我自己也是口服心服地认为，我自己走错了道。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是谁，只要突破廉洁底线，触碰纪律法律红线，都必须面对党纪国法的惩处。
正风肃纪反腐事关民心所向。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既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又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蝇贪腐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纪检监察就在身边，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十九届中央纪委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基本工作导向，把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摆到更加突出位置，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不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着力解决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让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8年，甘肃省永登县在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过程中，就严肃查办了一起严重侵害困难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在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窗口，工作人员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陆续有多名群众来实名举报同一名干部。
王作纲（永登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从党的十八大以后，这还是发现的第一个多人举报同一个人，这事情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
被举报的干部，是甘肃省永登县低保办主任赵永琏。除了信访窗口，甘肃省委第一巡视组也接到了相关举报，反映的也是赵永琏利用职务之便向群众索要钱款的问题。永登县纪委监委将线索汇总研判并进行初核后发现，赵永琏的问题还不止这些举报，决定立即对赵永琏采取留置措施，并同步向社会公开消息，进一步征集线索。
甘晟名（永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了11笔线索，大部分都涉及到扶贫领域，就是大病救助、或者是养殖资金、或者是廉租房等方面的问题线索。
这些举报最终都被查证属实。赵永琏身为县民政局低保办主任，承担着全县城乡居民医疗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临时生活救助等重要职责，手握一些扶贫民生资金的审批权，但她却滥用职权，从困难群体身上捞取好处。
赵永琏（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我也知道我错了，一下掉进万丈深渊，我不愿意提，我就在这里认罪服法。
对曾经的所作所为，赵永琏不愿多说，或许是因为自己也觉得难以启齿。汪子强是受害人之一，2016年时女儿汪涛身患骨癌，先后住院17次，做了膝关节置换手术，积蓄花光了，还欠下了债，女儿继续化疗还需要花钱，汪子强那段时间心力交瘁。
汪子强（永登县居民）：你看这个花了11万多，总共自己花了将近20万，把我就打到贫困上了。没人说，跟谁说呢？就晚上偷偷自己哭。说实在的话，她不在我就失去信心了，但是作为父亲来说，要拿出最大努力。
有人告诉汪子强，他的情况可以申请大病救助，汪子强当即到民政局申请办理。这正是赵永琏的职权范围，她却骗汪子强说，办这事儿得找人，得花钱。
甘晟名（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她有审批权，（汪子强）找到她，本来她可以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给他办，但是她还是把手伸向了这一户困难的群体。
汪子强（永登县居民）：她看了以后说，这样吧，你给我五千，我给你想办法报1万块钱。要把上面一些该打点的打点一下，不打点一分都报不上。
赵永琏对汪子强说，可以给他想办法报下来7万多元，但需要先给她3万5千元去打点关系。汪子强无奈之下，东拼西凑借够了钱交给赵永琏。救助款最终报下来了7万3千元，赵永琏又向汪子强索要了1万元。
汪子强（永登县居民）：7万3里面她拿掉了4万5，我最后剩了2万8。
甘晟名（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取证是在他们家，女儿因为骨癌，常年卧床，家里面生活也很拮据。如果像这样的群体，（赵永琏）还继续伸黑手的话，我真的想不通。
在调查过程中，一个个受害人的情况都令工作组感到震惊和愤怒。杨小玲是永登县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一对一帮扶措施，赵永琏就是杨小玲的结对帮扶干部。谁知赵永琏不仅不帮扶，还在扶贫对象身上骗取钱财。杨小玲当时养了羊，赵永琏说自己能帮她申请到10万元养殖扶贫资金，前提是先拿5万元给她去找人打点。
杨小玲（永登县居民）：我也没找她，是她自己打了电话来，电话里说，错过了今天就没有机会了，我还问了要啥手续，她说不要。
杨小玲也是四处借了4万3千元，实在再凑不出任何钱了，全部交给了赵永琏，养殖资金却始终不见兑现。过了段时间，杨小玲和女儿双双生病住院急需用钱，联系赵永琏想把钱取回来不办了，却一直要不回来。
杨小玲（永登县居民）：她是民政局办低保的主任，我就相信了，没有打收条，后来面都不见了，电话也不通，微信也不回，找不着（人）了。
魏玉朝和苏继平夫妇是又一户受害人，赵永琏欺骗他们的名目又花样翻新。苏继平2018年头部摔伤，做了开颅手术，医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魏玉朝（永登县居民）：天天看我老公疼，我眼泪都哭干了。病严重得很，在钱上的经济压力大，感觉我连活着的信心都没有了，感觉天就直接是一片黑，啥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村里帮助他们申报大病救助，报下来7万多元，这本是一笔雪中送炭的救命钱。不曾想，申请是赵永琏经手审批的，她知道这家人刚领到了救助金，就主动打去电话，声称还能帮他们申请廉租房。
魏玉朝（永登县居民）：后来的一天，她打电话说，你到民政局来，我给你申请一个廉租房。我说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六七万块钱。
申请廉租房其实并不在赵永琏职权范围内，她利用困难家庭需要钱的心理，谎称能找熟人帮他们办，诱使他们把刚拿到的救助金拿出来。
甘晟名（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作为从事社会救助的有权力的人，群众心目当中肯定觉得是非常值得信赖的。所以在赵永琏一再诱导下，一次又一次，根据赵永琏的要求把钱给了赵永琏。
魏玉朝（永登县居民）：后头又打电话，（赵永琏）说要送礼请客，需要给1万。我又给了1万，她过了三四天又要了1万。
在赵永琏不断欺骗诱导下，夫妻俩不仅把7万多大病救助款全拿给了她，还找兄弟借了7万，总共给了她14万多元。过了一段时间“廉租房”毫无消息，魏玉朝才意识到可能受了骗。
魏玉朝（永登县居民）：我兄弟听别的人说的，赵永琏耍赌博，我就慌了，就觉得把我骗了，这钱肯定全部是去耍赌博了。对于我们农村家庭，这是特别大特别大的困难，当领导的这么骗，我真正没有想到，我忍无可忍就告到县纪委了。
赵永琏骗取的这些钱，正是全扔在了麻将桌上。自从染上了赌博恶习，她输多赢少，越是想翻本，就输得越多，沉溺在赌瘾中无法自拔。
苏怀斌（甘肃省永登县纪委常委 监委委员）：把工资输掉，再跟朋友借亲戚借，后面就把家里农村父母的房子偷偷卖掉，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出这个办法，盯上大病救助、普通老百姓开始骗钱。
不少困难户都曾接到赵永琏的电话，说需要立即转钱，好请关键人物吃饭，他们万万想不到，电话那端的赵永琏其实是坐在牌桌上。
苏怀斌（甘肃省永登县纪委常委 监委委员）：她有时候钱输了，没有钱了，就讲你马上打过来1万，马上就请领导吃饭。有时候在晚上，人家农户找到钱给她，有些是从银行卡上转到她的卡上，有的是从微信上转到她的微信上。
经查实，赵永琏共从13名受害人手里，共计非法索取55万多元，2019年11月，赵永琏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赵永琏（甘肃省永登县民政局低保办原主任）：那些人看着可怜得很，再一次说声对不起，我现在在监狱就好好改造。
许多受害人，都是因为信任赵永琏国家干部的身份才会受骗。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向管理和服务对象索要钱财，向最困难的群体行骗牟利，严重损害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影响极其恶劣，必须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
甘晟名（甘肃省永登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县纪委监委也是以此案为契机，在全县范围内对农村低保、大病救助，还有廉租房等领域的资金运转情况，还有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了系统排查和梳理，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对赵永琏的查处，也还了受害百姓一个公道，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对干部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线索，都会得到认真调查、公正处理；党和政府绝不允许这类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逍遥法外。
汪子强的女儿汪涛经过治疗，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去年，这家人又添了一个小孙女。
汪子强（永登县居民）：不幸中的万幸，总算命保下来了，这就感觉很欣慰的，又找了对象，结了婚，生了一个“疫情宝宝”。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底，全国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45.1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61.1万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9.7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万人。2018年至2020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三年专项治理期间，查处问题28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9.2万人；2021年1月至10月，查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1.5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1万人。
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人口大国，十四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守住国家粮食安全，既要抓好粮食生产、保障粮食供给，也要坚决遏制粮食购销、储存、轮换等环节的腐败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粮食购销领域加强监督，查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案件，并从中深度剖析涉粮腐败深层次原因，推动以案促改，完善粮食管理体制机制。
2019年，江苏省仪征市纪委监委查处了一系列国有基层粮站案件，仪征15个基层粮站中有14名站长被查处，其中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吕孝廷（江苏省仪扬河粮食中心库原主任）：我很后悔，这个不应该打到个人的账上面。
高时林（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从我自身来说，我们要是规规矩矩的，也不至于犯这个错误，现在懊悔也没有用。
问题线索是仪征市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中主动发现的，在对全市基层粮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多家粮站的对公账户，以及一些和粮站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对公账户，都和粮站站长私人账户之间存在财务往来。
李翾旻（江苏省仪征市监委委员）：按道理，粮食企业收购也好、销售也好，应当是公对公的事情，公账户和粮站的负责人个人之间的账户发生经济交往，这个是异常的。
循着疑点调查下去，多家粮站站长“靠粮吃粮”的问题浮出水面，手法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在粮食等级上做文章。
高时林（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收购的时候是按照三等粮收购的，后来化验达到二等粮标准，差价当时也没有明确说，就这么装在自己身上了。
三等粮和二等粮收购价虽然每公斤只差几分钱，但粮食量大，累积起来就不是一笔小钱。陈集粮站原站长高时林通过这一种方式，就套取了10多万元。
丁虹娟（江苏省仪征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等级粮”直接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粮食的等次，老百姓实际上是没有话语权的，更多的还是适应粮站的这个规则。
另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手法，则是贪污“升溢粮”。粮站从农民手中收粮时，如果粮食水分、杂质超标，按国家标准要扣除一定斤两；之后粮库通过烘干、除杂等处理，通常会产生一定溢余。例如100斤粮食经过“扣量”按98斤收购，实际去除水分杂质剩了99斤，多出来的一斤粮就属于“升溢粮”。一个收粮季下来，积少成多，数量也颇为可观。出现“升溢粮”本身是正常现象，按规定属于国有粮食，应该登记入账，一些人却隐瞒并私卖“升溢粮”、侵吞粮款。仪征市多名粮站站长都存在这种行为，获利从十几万、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吕孝廷（江苏省仪征市仪扬河粮食中心库原主任）：升溢部分就打到我们账上，有时候会打到我们卡上。我们仪征所有粮站都这样操作。
“升溢粮”和私利挂上了钩，进而导致有的粮站在收粮时，故意多扣农民的份量，变相增加“升溢粮”数量。
胡圣林（时任仪征市粮食局副局长）：有的基站就加重了扣量的程度，这个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了，更有的负责人可能在磅秤上面做了手脚，这个少，也有。
水分杂质早年都是靠经验手感判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现在，粮站都已经有了仪器可以准确检测，扣量率也有国家标准，但收粮高峰时，仪器检测慢，主要还是靠手摸，多扣一点量，只要不是太过分，农民一般也不会提出异议。
徐忠胜（当地粮农）：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都是粮站说了算。他说你这个不干就会不收你的，或者是按照他的标准扣，你愿意给他扣就卖给他。
孙吉洲（当地粮农）：我们几亩地的粮食都是拖拉机拉去的，那口袋你就一袋一袋搬上搬下，就把你累死了。你少就少一点，你给我卖掉，卖完了我就走人，我也不跟你争一分二分，我不跟你争了。
“粒粒皆辛苦”，短短五个字，道出了粮食沉甸甸的分量。粮食是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也是亿万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他们是国家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守护者，而他们的利益，也需要被认真守护。
涉粮腐败问题，一方面直接侵害农民利益，一方面变相套取国家资金，“转圈粮”就是又一种典型手段。我国粮食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导、政策性收购为补充，遇上粮食供大于求的年份时，市场粮价如果低于一定价格，国家就会启动政策性临时收储，俗称“托市粮”，就是用国家保护价收购农民的粮食，目的是防止谷贱伤农，保障粮农利益，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也是维护粮食安全的宏观政策之一。然而，一些主要粮产地有人用“转圈粮”的方式，钻这个制度空子。仪征多家基层粮站就是如此，当“托市粮”收购启动时，将先前以较低价格收购的商品粮，通过虚假合同伪装卖出，实际暗渡陈仓，转为价格更高的“托市粮”买进，一方面能赚取差价，另一方面，“托市粮”属于国家储备粮，国家还会付给粮库配套的保管费用，一举两得。
李翾旻（江苏省仪征市监委委员）：虚假销售合同用于做什么呢？做账。你看到的是整个这一仓粮食卖掉了，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卖，通过这个设备拖出去，在门口转一圈，然后再拖进来。把形式上做得和托市粮收购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叫“转圈粮”，就是在门口转一圈。
把粮食装车转上一圈，再假借一些关系人的身份证和账号冒充农民，完善卖粮手续，商品粮就摇身一变成了“托市粮”。
周建华（江苏省仪征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国家实行托市粮价格，是要防止谷贱伤农，这部分的利润应该是给最基层的农民的，实际上农民最终没有落到太多的实惠。
仪征市纪委监委调查发现，多家基层粮站出现腐败问题，主管单位仪征市粮食局和市购销总公司也难辞其咎。例如，各家粮站“升溢粮”从未按照制度上报并入库，主管单位也从未对照制度监督检查，内控机制流于形式。
高时林（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制度是发给我们了，也没有要求严格按照制度执行。粮食部门基本上没有财务检查。
而在违规进行“转圈粮”操作上，仪征市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实际也参与其中。
吕孝廷（江苏省仪征市仪扬河粮食中心库原主任）：不是我们擅自做这个决定，把商品粮转成托市粮，都是上面布置的。你转了之后，上交一分半以后，其余你自己处理。
高时林（江苏省仪征市陈集粮站原站长）：从主管部门到基层，都想进托市粮的笼子。托市粮收购费用高，保管费用高。当时是粮食局，后来是总公司，它要从中截留一部分，再给一部分给基层单位。一举几利，哪个不做呢？
粮食局、粮食购销总公司布置基层粮站进行“转圈”操作，套取的差价允许基层粮站一部分自用，一部分上交用于机关开支，这本身就严重违反国家规定。这种情况下，一些粮站站长个人私吞一部分，也无人去认真监管。
王诚（时任仪征市粮食购销总公司总经理）：粮食局也好，总公司也好，知道这个事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是错的。最后这个差价到了个人的口袋里面，从监管来说也是有问题的。
案件还揭示出，监管严重缺位的背后，还有深层次原因。粮食体制改革早就要求政企分开，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然并不彻底。仪征市粮食局和粮食购销公司就实质上还是一家，自然难以正确履行监管职能。
丁虹娟（江苏省仪征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制定者，同时也是市场的主体。
胡圣林（时任仪征市粮食局副局长）：政企不分，企业和行政机关是捆绑在一起的。企业职工的收入不到位，可能就找行政部门，你肯定要对它托底吧。这样的话，它为了增收采取一些违规事情，你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仪征市纪委监委在办案中还发现，市粮食系统党的领导严重弱化，党的建设严重虚化。基层粮站党员组织关系在乡镇党委，人事关系在粮食系统，两边的党支部都没有将他们纳入日常管理。
丁虹娟（江苏省仪征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这“两不管”就造成这些人员实际上游离在我们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边缘地带。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他们基本上是不了解、也不关注的。
在这一案件中，仪征市粮食局多名领导干部，粮食购销总公司领导班子都被追究相应责任，共计2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案件办理的同时，仪征市纪委监委也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一系列整改建议在粮食系统已经逐步落实。仪征市推动粮食系统政企分离，粮食局和企业彻底剥离，并入发改委，专心回归行业管理本职；粮食购销总公司和下属粮站并入市国有企业扬子投资发展集团，成立了储备粮食管理中心和粮食储备公司，按照国有企业制度规范管理。针对暴露的风险点制定了18项具体制度，建成了仪征市粮食安全智慧监管平台，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丁虹娟（江苏省仪征市纪委常务副书记 监委副主任）：他们违纪有主观原因，也有体制机制问题，多因一果造成今天的这种结局。
仪征市这一系列案件，暴露出不少国有粮企内部管理混乱、监督流于形式等共性问题。“升溢粮”、“等级粮”、“转圈粮”等手段，在近年来全国查处的涉粮腐败案件中多有发现，甚至有人在“转圈”时还采用更恶劣的手段将私利最大化，例如，将质量不佳的陈粮，以次充好、以陈抵新进入粮食储备库。种种套路，既严重损害农民利益，也直接危害国家粮食安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牵头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将从严从重查处涉粮腐败问题，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落实粮食购销主体责任，督促职能部门认真履行主管监管责任，督促有关方面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堵塞漏洞，补齐短板，强化长效机制，切实改变监管缺失缺位状况，确保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取得持久性成效。
刘义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干部）：这次专项整治，全国这么大范围、全方位的整治行动，要给党中央、给全国人民，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
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证明：不论是一些领域久治不绝的痼疾，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难题，背后大多潜藏着为政不勤、为政不公、为政不义、为政不廉的问题。踏上新征程，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自我革命，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是百年大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秘诀，是党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